从结果看，杨浦盘活存量资源，人才公寓向就近的企业倾斜，改善了职住平衡情况。“但即便如此还远远不够。”杨浦区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坦言，房源总量偏少的问题仍存在，“区内一家互联网公司一年就新增近千个住房需求，光靠政府新建、改建人才公寓是满足不了缺口的。”

根据实施办法，杨浦将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成片、成幢（楼）人才安居房源给予可观的资金支持。经梳理后发现，最核心的要求有三个：房源数量要达一定规模、地理位置满足职住平衡需要、入住对象符合互联网企业或科创公司员工人群画像。

这样的情形，在张江、五角场、虹桥凌空等“新大厂”集中的区域每天也在上演。记者实地走访时发现，许多周边小路白天称得上僻静清幽，一到晚上9点“夜高峰”，就被数不清的汽车尾灯映得通红。住在写字楼对面小区的居民想要回家，先得跟着网约车长龙排上至少十几分钟的队。

然而，这些公司层面的补贴政策，尚不足以完全破解问题。一方面，多数“新大厂”所处的位置往往位于城市中心或副中心，优越方便的地段意味着更高的租金。另一方面，员工普遍高收入的情况也推动周边房租水涨船高。在市场无形的手的推动下，公司给员工的租房补贴往往也会成为涨价的理由。补贴在打工人们手中暂留不了多久，多数还是流向了房东们。某互联网大厂员工小郑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也有每月1500元的就近租房补贴，结果公司周边的房租就比同类地段普遍高了1000—1500元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实施办法以“人才社区”的概念代替了“人才公寓”。显然，人才社区不只是复数人才公寓的简单拼凑，一方面是要让人才从“有得住”转向“住得好”，实施办法对人才社区改造提升最多给予300万元补贴，即将开张的“科学家社区”还提供滨江一线大平层江景房，补充了不少高质量房源。

另一方面，人才社区要提供人才有效互动交往的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汪怿表示，人才社区在不同人才之间搭建沟通联系、项目合作、创新创业等交流平台，推动域内基于不同背景的人才跨界研讨交流、分享观点思路，激发出更多的创意灵感、创新成果，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大网络。实施办法提出，将对人才社区提供每年最高100万元的活动经费支持，鼓励社区举办人才喜闻乐见的活动，提升社区氛围。

再进一步，杨浦希望依托人才社区打造真正的“15分钟生活圈”。杨浦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让人才工作、生活、消费都在周边。近期新开业的抖音江湾里MEET678就是一例——商圈就建在抖音办公楼旁，客群定位也以抖音员工等年轻人为主，不少商户也与抖音有电商等多渠道合作，整个街区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自循环。

40年过去，北上广市区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大厂已被互联网公司等“新大厂”取代。但拥有动辄数万员工的“新大厂”仍面临同样的困境：在上海漕河泾某游戏公司工作的小项说，周边马路从晚上六点半可以一直堵到9点。北京望京CBD某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小马说，9点半下班后打车，每次都要排到一两百号，等上个一个半小时是家常便饭，“望京的居民经常投诉，晚上十点多街道上都是违停的出租车、网约车，喇叭声连绵不停。”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在五角场周边，近年来存在商住物业改建成租赁公寓的趋势。随着支持政策的出台，可以预见，“新大厂”周边的市场化房源数量会更多、质量会更好、价格会更低。当然，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杨浦区方面也表示，会根据市场反响不断优化政策。

这样的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需市场和时间的检验。如果成功，未来的杨浦滨江将移植人才社区模式，也能顺带解决交通不便利、商业配套不够等问题。在基本条件相仿的“新大厂”集聚地，或许也有复制推广的价值，成为破解“夜高峰困境”的一种解局思路。

以杨浦区为例，目前“新大厂”主要集中在五角场到新江湾城一带的“大创智”园区，如抖音、B站、叠纸等；长阳创谷周边则有小红书和一大批中小科创企业；杨浦滨江多个在建项目投用后，也将成为多个“新大厂”、数万打工人的集聚地。杨浦区委组织部介绍，这些地块周边都建有人才公寓，如10号线殷高东路站旁的城投宽庭中相当一部分住户都是抖音、B站、叠纸等的员工，他们上班只要步行1—2公里不等；228街坊人才公寓离长阳创谷也在3公里内，公寓居住了许多小红书的员工。

极速排列3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每天一到下班时间，各家大型工厂门前几条路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成百上千的工人着急回家，公交车拥挤不堪，路面上自行车和人流交织在一起，秩序混乱，铃声、喇叭声、喊叫声不绝。1979年《解放日报》的多篇报道写道，市相关部门专门出台错开上下班时间的规定，并加强公交车调度，仍然收效甚微。

更科学的解决方案或许是改善职住平衡情况。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于19世纪末首次提出“居民的工作就在住宅步行距离之内”的规划理念，此后世界各大城市的建设或多或少都在向这一目标靠拢。职住平衡意味着单位时间内更少的通勤人次，意味着不再拥挤的地铁、公交车车厢，意味着更少的汽车、更畅通的道路。试想一下，如果“新大厂”的员工们下班后步行一刻钟就能到家，那上述问题基本都能迎刃而解，打工人们的幸福感也能大幅增加。

因此，各地“职住分离”现象依然突出。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北京、上海的平均通勤时间都接近1小时。市人大一份调查指出，张江仅约10%工作人群属于就地居住，其余则需长距离通勤。记者获悉，许多“新大厂”正向政府呼吁，希望能围绕办公地点打造“15分钟生活圈”。

打工人打不到车、回不了家，企业运行效率、周边交通和居住环境也受影响，“新大厂”的“夜高峰困境”带来的负外部效应已不容忽视。有观点提出，建轨交、拓宽道路等交通基建，投入大、难度高、周期长，且治标而不治本。比如漕河泾，轨交发达、路网宽且密，还背靠中环大动脉，依然免不了道路拥堵。在中心城区建设基本成型的当下，这种做法性价比不高，可行性较差。

事实上，现在许多企业都推出了周边租房补贴等政策，鼓励员工就近租房，步行或骑车通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夜高峰困境”。某科技公司员工安琪租住在五角场，每天骑5分钟共享单车就能到办公室。她说，原先的预算只够在更偏远的地方租房，但公司给租住在“15分钟步行距离内”的员工每月1500元租房补贴，因此她得以在靠近公司的地方租到一间心仪的小公寓。

这位负责人说，现阶段的思路，是发挥政策杠杆撬动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3月22日，杨浦区发布《打造高品质人才社区实施办法（试行）》，代表这一思路落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