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块三西泠印社建社120余年，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团、成立最早的金石篆刻学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的西泠印社，之所以能在世界印学版图稳居中心，源于文人社集风骨，更基于其放诸四海的眼光。

印章，将文字符号刻于金石之上，让讯息、文华与金石一同留存，是世界各文明先民不约而同想到的记录信息、证明信用的方式。艺术大师、西泠印社前社长沙孟海在著作《印学史》中指出，印章起源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作为商品交换的信用凭证，以保证货物安全转徙和存放。

自距今7000年的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及稍晚的美索不达米亚(今叙利亚的东北部和伊拉克)发现印记以来，世界步入了以印为信的时代。除了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悠久，印信文化在西方同样兴盛。罗马人使用铁制戒指作为印章使用，这一方法沿用至中世纪欧洲；历代教皇拥有的一枚雕刻着圣彼得形象的“渔夫戒指”，早在中世纪时期的1265年就被提及作为印章封印文件，直至1842年被一枚“真正”的印章取代；大文豪莎士比亚拥有一枚雕刻精美的印章戒指，上面刻有其姓名首字母；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常年戴的一枚印章戒指，是他彼时作为威尔士亲王的权力象征……无论“于公”“于私”，印章都在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印章文化正是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绝妙出发点之一。

“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百廿年走来，西泠印社一方面以自身风骨守住时代浪潮中传统文化的印学一角，并使之薪火相传；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眼光乘时代浪潮走出中国，通过联合创办“香港西泠学堂”等形式交流互鉴东西印章文化乃至文明。诚如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所言，西泠印社“经常向前走一步再回头看一下”，既促东西印信文化交流，也守中国传统印章文化之本。(完)

在中国，印章分为官印和私印：官印者，据许慎《说文解字》，“执政所持信也”；私印者，并无固定制度，但自有其风尚和习惯。中国的印章史十分悠久，自西周始，便有《周礼》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汉代郑玄注“玺节，今之印章也”……官印制度和私印的使用，在历朝历代不断演进、更新，最终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印章文化。

在文人个体的品性磨砺和社集聚会的雅趣赏乐之上，西泠印社孕育了社员的身份认同和精神皈依，在“国破山河在”的岁月成为一种精神旗帜，化为文化传承、保存国故的公共意识和精神自觉。

步入现代，西泠印社着眼世界，希以印章文化促东西文明交流互鉴。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近年提出“大印学”概念，催生印章式“文明交融”。

所谓印章式“文明交融”，对于西泠印社而言，就是主张印学研究一方面要兼容多学科；另一方面要从中国古玺印史研究和世界唯一独有的篆刻艺术创作立场出发，兼容世界各地上古即已存在的印章古文明形态，以“世界印章史”的立场和视野，促进东西印信文化交流互鉴。

1904年，旧世界摇摇欲坠，中国文人纷纷将视线从秦砖汉瓦、经史子集上移开，投向代表着“先进”与“未来”的西方。在金石篆刻之学积淀丰厚的浙江杭州，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为铭四人“占湖山之胜，撷金石之华”，买地筑室，在孤山上成立西泠印社，旨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天崩地解”之时，选择与古为徒，一意而孤行，逆世而不惧。

在西泠印社观乐楼东墙，有一方丁辅之撰文、王福庵题篆额、吴昌硕书、叶为铭刻的石碑，表达了对君子之风的仰慕，并力求“传之久远，无俾失坠”，正是这种风骨的写实。

尤自元代以来，文人将诗、书、画、印在画面上结为一体并相得益彰。印玺的石味刀趣和文字内容明示心迹，技进乎艺，艺进乎道，艺术创作开始与人格磨砺紧密相关。“琴罢倚松玩鹤”印，诗句印“门无投谏，庭有落花”、闲章“补过”、苏宣印“痛饮读离骚”等，或是借印书怀，或谈艺术见解、或诉说处世态度，或表达志向抱负，或感悟天地人事等。印章变为文人志趣的载体和表征，方寸中堪称气象万千。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种风骨，是在侵华日军占领杭州之后，叶秋生、叶德生兄弟挺身而出，保护了孤山上社址的完整无损；是创始人之一的叶为铭在杭州沦陷时破格为自己的作品开出润例，以支持社务运转；是吴昌硕等人四处筹措资金，在载着珍贵文物的船只出海的前一刻，从日本商人手中赎回现存最古老的汉文石质碑刻《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正是这股“浩然之气”，使西泠印社与传统文人结社划然分开，也在世界印学史中傲然独立。

此外，文人结社是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根据台湾历史学者张艺曦编纂《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中的相关研究，明末清初北京、杭州均有文人集会，其中大量士人有心经世而环境不允，只好“无心而娱”，以“高隐之节”为标准鉴赏诗画，在士人雅会中“好古鉴赏”“商榷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