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是，杨新洪在文章中梳理道，2020年，广东总人口性别比为 113.08，其中城市人口性别比为 114.75，镇人口性别比为109.03，乡村人口性别比为111.36。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入，2020年省外流入人口性别比高达 144.60，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31.52 个百分点；其次是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2020年广东省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20.34，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7.26个百分点。

二是要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看，2020年广东12-18岁人口占比较低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适当加大引入相应年龄段人口，使常住户籍人口结构更理想。最佳办法就是吸收更多的省外大学生来广东读书并留在广东工作。

杨新洪建议，广东需要保持第一动力，增强第二动力，稳定第三动力，就是要保持稳定的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稳定省外流入，增强净迁入，将省外流入人口转化为户籍人口，增强常住人口的稳定性。一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提升生育水平；二是要稳定和留住省外流入人口存量，积极发展新的增量，做好流入人口从被动的“市民待遇”到主动的“社会融入”转化，提升流入人口与流入地人口的相互认同感；推动流入人口从被动的“市民待遇”向政策的“收入提升”以及技能的“收入提升”转化，提升流入人口在流入地的生存能力；三是要发展省外迁入人口，出台优惠政策逐步将优质的流入人口转变为户籍人口，以增强广东常住人口的稳定性。

杨新洪表示，过去 70年间，广东的人口总量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从1953年的2978万增加到2020年的1.26亿，人数翻了四倍左右。未来30年内，如预测结果可见，作为人口第一大省，广东的人口总量有可能会持续增长，也有可能出现负增长。总量大、并将保持一段时间的增长，将是未来十年广东人口发展的基本特点。

他在文中回顾道，在过去的 40年中，人口红利曾在广东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大量青壮年外来人口的流入，成为广东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广东老龄化水平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既是常住人口第一大省，也是劳动力资源大省。但同时需要注意到，广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并不高，2020年广东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大学专科者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46个百分点，但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者占比相对较低，分别比全国水平低2.86、0.60个百分点。从现实需求来看，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广东有为数众多的企业面临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面临着快速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需求。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有必要继续发挥广东劳动力充足的优势，并着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

三是择机户籍引进相应年龄段育龄妇女。育龄妇女的引进可以有效平抑广东省性别比偏高问题，优化户籍人口金字塔年龄结构，稳定当前生育水平，并逐步推动生育水平回到更替水平。

杨新洪为此建议，广东需要进一步挖掘高质量劳动力资源的优势，需要制定相应措施，提升人才战略水平，积蓄人力资源、提升劳动力的整体技能和素质，统筹坚持就业优先与产业转型升级，让劳动力供给和产业需求相匹配，同步推动劳动力资源和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是对外制定奖励扶助政策、人才入户政策，想方设法引进高质量人才；二是优先将流入人口中的高素质人才转化为户籍人口，留住人才；三是要进一步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一方面扩大省内高等教育规模，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强化人才培养能力，另一方面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就业环境，创立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为高质量人才提供创业、就业和发展的机遇。通过更丰富多元的政策措施，整合人力资源的“内培”“外引”与高质量就业。充分释放人口红利，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变常住人口大省为人才强省。

在他看来，稳定的常住人口增长能带来稳定的劳动力资源，有利于广东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人口增长的第一动力。第二动力是户籍人口净迁入，第三动力是省外人口流入。

具体而言，一是要平抑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广东人口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由于自身出生性别比偏高叠加外部迁移、流动人口性别比偏高两者造成的。因此，广东需要制定措施，加强宣传教育，纠正错误的性别观念，降低出生婴儿性别比；同时进一步加快轻工业、服务业等劳动强度较低的产业发展，吸引更多女性人口流入，平抑性别比偏高问题。

六彩网5月17日，据广东省委党校主办的《岭南学刊》微信公众号消息，广东省统计局局长杨新洪博士的论文《广东省人口发展现状特征及趋势研究》已分上、下两部分刊出，这篇长文总结了广东人口发展具有规模大、增速快、年龄结构轻、总负担水平相对较低、老龄化程度低、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特征。指出广东人口发展过程中存在人口有效增长的诸多因素受到制约，地区和城乡之间人口出生率差距进一步扩大，受教育程度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等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