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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个多月的亲历和见闻，令斯特朗感慨颇深。她在《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中写道：“西藏人民终于感受到了自由！从机场(当雄)到拉萨的路上，从那些衣衫褴褛牧民的身上，我们感觉到了这块土地上的快乐在觉醒……我们的这种感觉在后面的参观采访中不断再现：在罗布林卡游园会上出现了；我们被夹道欢迎时出现了；村民们十分好客时出现了；‘控诉大会’的怒吼声中又出现了……很清楚，西藏人口将大大增长，长期衰落的状况结束了。他们已经成为世界屋脊上的主人，这种主人翁的意识将不断加强。”在高原最美好的季节里，斯特朗通过一名资深记者敏锐的观察和直觉，领略到了这场彻底的社会变革为这个古老高原和所有高原儿女带来的重生。

1956年9月4日，中央在《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中央一直以来都以极大的耐心、宽容和诚意，劝说、等待西藏地方上层尊重民意，主动进行改革。

封建农奴制在西藏有悠久的历史。三大领主土地占有制从公元10世纪开始就逐步形成，并迫使所有农奴与他们建立起人身依附关系。和平解放前，长期实行的封建农奴制度，逐渐形成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三大领主通过占有农奴人身，将其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绝对禁止逃亡。与此同时，寺院长期垄断教育，且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僧人更是少数，导致西藏人口的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自给自足的经济、三大领主的压迫、神学禁锢的思想、对外隔绝的环境，使得西藏社会长期处于一种步履蹒跚的状态。

班玛更珠，又名严永山，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2008年入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杂志社，担任《中国藏学》汉文版编辑。2012年，调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从事西藏历史和藏族文化研究工作。先后参与完成《西藏通史》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多次承担社会调研和涉藏外宣工作，在国内相关学术期刊上用藏、汉双语单独发表学术论文、译文、综述、文章近百篇。

作为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产物，西欧的封建农奴制从公元15-16世纪开始废除，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为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30年代初开始，经过多年斗争和一场内战，奴隶制于1865年12月在美国正式被废除。封建农奴制在1861年的俄国、1864年的波兰、1894年的冰岛、1918年的波黑及1923年的阿富汗寿终正寝。但直到1959年，在已经宣告和平解放7年多的中国西藏，这个制度仍然在顽固地坚持着。

1959年9月9日，斯特朗依依不舍地离开拉萨。那个时代、那片土地和那群迎来重生的人，深深地留在了她的脑海中：“他们的土地绝不是一块容易生活的土地，能供给人们的是地球之巅的诱惑，坚硬但能丰产的结实土壤。获得了自由的人们无所畏惧，友好地对待外来的朋友。”(完)

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按照《十七条协议》的规定，进藏部队和干部紧密团结西藏各族人民群众，通过开办学校、促进教育、建立团体、举办活动、加强宣传等方式，积极推进各种文化事业。从1951年3月创办昌都小学，到1956年9月成立拉萨中学，再到1958年9月建成西藏公学，西藏现代教育从无到有，逐步发展。截至1957年，西藏全区有公办小学98所，在校生6360人；公办中学1所，在校生700人。与此同时，新西藏的文化事业也全面起步。1953年10月1日，拉萨有线广播站正式成立。1956年4月22日，《西藏日报》藏、汉两种文版创刊……民智已开，大众觉醒，改革成为西藏广大民众最迫切的愿望。

全面叛乱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彻底解放西藏人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5月31日，中央批复西藏工委《关于当前在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按照“边平边改”的原则开始分阶段、有步骤地实行改革。从此，雪域高原日月换新天。

在执行协议的过程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和进藏干部、军队的帮助下，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青藏、川藏、新藏公路正式通车，北京至拉萨正式通航，打破了西藏千年封闭的状态，从此物资运输更便捷，人员往来更方便，新鲜事物开始涌入古老的高原，人们开始有更多机会领略外面的世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全世界人民奋起砸碎奴役枷锁、当中国人民宣告从此站起来了、当西藏广大受压迫的人强烈要求翻身解放时，任何企图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甚至开历史倒车的想法，都注定是荒谬且徒劳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如此界定：“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唯一宗旨，把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这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社会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其结果是让百万农奴从三大领主的封建统治中翻身得解放，从封建农奴制的剥削压迫中翻身得解放，从政教合一的沉重枷锁中翻身得解放，从神学为圭臬的思想禁锢中翻身得解放，是历史的必然。

到1956年底，新中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标志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始终秉持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慎重缓进”原则，条件不成熟，不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进行重大的改革。在这种思路下，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有藏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逐步推进社会改革，并于1958年基本完成，最广大人民翻身得解放，最终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社会经济也迅速得到发展。

但面对失去封建特权和既得利益的局面，西藏上层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对进行改革怀着深深的恐惧，而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已启动民主改革的消息也刺激着敏感的神经，加上分裂主义者长期不断地蛊惑和怂恿，他们完全走到人民对立面，不惜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以反对改革。

中国国务院特别研究西藏建设的有关问题，明确帮助西藏地方建立发电厂、皮革厂、铁工厂、河堤水坝、农业实验场等八项建设，为西藏社会的发展提供直接支持。西藏各主要城镇逐步办起了银行、贸易公司、邮电局、人民医院……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西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得到了提高。

神彩论坛1959年8月，已经73岁高龄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和来自11个国家的19名记者、作家和广播工作者一道，来到了民主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拉萨。

1951年，为了实现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其中，第十一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十七条协议》还明确规定，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和平解放后，随着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广大民众的觉醒，改革已成大势所趋。但出于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尤其《十七条协议》相关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什么时候和怎样进行改革等都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